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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4

除了科幻作品,“赛博朋克****之父”威廉·吉布森留給大众印象深刻的还有这句俗语:“未来已经来临,只是尚未流行”。常规解释是:如今令人们惊异甚至惊悚的科技发明在未来将从人们意识中消失(“技术”的一个经典定义就是“所有你出生之后的新发明”)。但今天不妨换一个角度理解这句话:事实上,就在此刻,已有少部分人正在“以身作则”将未来最主流的生活方式呈现给大众,他们就是年轻人,他们当下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即是未来的大多数。

切换至商业视角,这意味着无论任何领域,企业若想长留于舞台中央,就不可能对年轻人心不在焉。手机行业更是如此,在这个冬末春初的时节,手机厂商开始集中上新,不久之前三星就发布了Galaxy C系列新品C7 Pro。作为三星专为满足中国消费者需求而打造的产品,明确地将目光锁定在中端市场——你知道,去年至今这条跑道显得格外拥挤,除了以线下包围线上的OV,还有各国产厂商不断翻新的旗舰机型。而三星的策略倒是无比果决:尽可能向年轻人释放友善,将需求导向作为唯一革新标准。

谁都知道,年轻人是个充满商业想象力的群体。中国城市“421”家庭愈加积聚的财富漏斗效应让年轻人成为消费的主力军——尤其一二线城市,相比于我等80后前辈,如今年轻人的成长轨迹与国民经济上扬轨迹高度重叠,不曾体会过拮据的他们拥有更高的物质要求和审美水准。

当然,这也意味着,想做好年轻人生意,需要在产品功能上踩在更精确的鼓点。

“互相驯化”

好在,时至今日,年轻消费族群的面目已不再模糊——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不再是学者许知远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描述的那般忧伤,而是以一种更加轻快的方式释放锐气。非要贴标签的话,他们没有太多历史包袱,在全球化浪潮浸润下具备了地球村思维;他们作为“原住民”在移动互联网的海洋中如鱼得水;他们是重度社交人群,渴望拥有圈层中的影响力;他们从小与流行为伍,甚至自己就是网络流行文化的起源地;他们是网娱潮人,热爱自拍,音乐与网剧。总之,他们希望时刻站在“潮流鄙视链”的前沿——而促成这些令人眩晕的文化现象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现实之外,手机早已成为年轻一代肆意生长的另一片土壤。

举个例子,美国知名作家尼古拉斯·卡尔曾在《玻璃笼子》中表达了如下观点:我们与手机的关系正趋向一个“互相驯化”的过程,现在手机可以干任何事,但如果它丢了,造成的麻烦要比往日严重得多。或许正因如此,我看到的一个数据显示:人们丢手机的数量正在减少。因为对于年轻人而言,手机早已脱离冰冷的工具属性,而更像是他们体验生活和见证成长的一个“器官”。

你可以想象,在技术飞跃的年代,年轻人对这个“器官”的要求也会愈加苛刻。这亦是三星Galaxy C系列看重的机遇。企鹅智库曾在《分水岭大时代:2017中国科技&互联网创新趋势白皮书》中作出预测:厌倦了跑分和参数的消费者越来越明白自己对手机的需求,手机厂商需求导向的创新将成为新方向。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才是年轻人使用手机的真正需求?

更有“尊严”的“屏幕之民”

种种数据表明(其实直觉便知……):年轻一代更偏爱带有强大视听娱乐功能和拍照功能的手机,以供他们时刻分身在虚拟空间。以娱乐需求举例,百度移动数据显示,85后,90后和95后对音乐,游戏和动漫等精神需求呈依次上升趋势;另一数据显示:56.1%的 90 后对娱乐话题表示出高关注度,而80 后的这一数字仅为 37.4%——事实上,Galaxy C7 Pro的推出,即可看出三星试图将“网娱潮人随身装备”的需求导向创新发挥极致。

先来看视频娱乐属性。总体数据上看,视频服务已占据用户移动上网时长的四分之一,是仅次于通讯聊天的第二大消费场景(其中,由于迎合了碎片化的观看需求和精确定位,在整个影视内容市场,网络剧无疑最适应移动互联网环境)。于是为了让年轻人拥有更好的掌上视听享受,三星Galaxy C7 Pro采用一块1080P的5.7英寸Super AMOLED屏幕,超大屏幕会为用户带来沉浸感更强的娱乐体验。另外,C7 Pro在播放媒体和游戏的时候支持立体声输出,使得其外放效果更为洪亮,音域宽广,给用户逼近家庭影院的移动娱乐生活。

除此之外,C7 Pro在基础性能上也进行了迭代,搭载骁龙626八核处理器以及4GB疾速运行内存搭,可轻松应对包括看剧,音乐与游戏间的自由切换。当然,录屏和截屏功能还可将用户观看影片或游戏时的精彩瞬间定格,分享給朋友——毕竟,相比于他们的前辈,如今年轻人是一群更为典型的“社交动物”。

再来看音乐功能。无需赘言,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用手机听歌都是常态,差别就在,普通音质已无法满足年轻音乐发烧友对原音的追寻。为了满足原音再现这个质朴而强烈的愿望,Galaxy C7 Pro采用了U品原音+极致HiFi体验,通过高清音频还原技术让用户可以聆听音源质量的发烧级音质。值得一提的是,相比其他HiFi模式,Galaxy C7 Pro的HiFi模式有着功耗更低的优势。

当然了,热爱音乐的另一方式就是“想唱就唱”,但从KTV行业的式微之势即可看出,这个世界一切都在飞速碎片化,包括生活节奏,时间的割裂将年轻人变成“即时即用”型动物,当人们想要唱歌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手机上通过APP完成。于是为了完善在手机上的K歌体验,此次C7 Pro增加了实时耳返设计(你知道,专业歌手在演唱会时都需要通过耳返来监听自己的声音,以保证更好歌唱效果),通过与“唱吧”、“K歌达人”等K歌平台合作,让用户可以聆听并感受到自己唱出的每一节音符,如同专业歌手一般及时发现瑕疵之处。

最后说一下拍照功能——大概从十年前开始,就没人再会否认拍照之于手机的重要性。

配置上,C7 Pro前后1600万像素摄像头配以F1.9超大光圈,保证了暗部细节,让其夜间样张成为最大惊喜。功能上,C7 Pro支持浮动快门(降低了自拍难度)以及亮颜自拍——特别是Light+亮颜自拍技术,可根据环境自动转换拍照模式和自动补光,即便处于暗光条件,也可通过技术让人像更加光亮迷人,而美肤,瘦脸,大眼美颜等模式,也给了自拍达人们“自恋”(对年轻人而言,这是个中性或者是褒义词)的机会。

另外颇值一提的是“可玩性”:C7 Pro支持相机自带拍立淘模式,满足年轻人热衷网购的需求,他们从来都是这项****的主力军。

在我看来,为了让年轻人以更舒适的姿态站在“潮流鄙视链”前沿,三星如上对年轻人需求的把控显得非常精准。

记得凯文·凯利曾通过梳理历史,将内容载体分为“言语之民(文化口口相传)”和“书籍之民(从五百年前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算起)”,如今,当手机占据了人们每一个清醒时分,人类也正在迁徙为“屏幕之民(People of Screen)”。

这意味着什么?从最浅表角度,C7 Pro以及整个Galaxy C系列是在迎合中国年轻消费者日趋强烈的网娱需求,以及对于引领潮流的渴望。但在某种更形而上的意义上,他们也是在让这些“屏幕之民”的原住民(没有迁徙过程)——这些可能暂时没有条件购买六千多块钱旗舰型的年轻人们,在虚拟世界生活得更有“尊严”。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体,致力于用文字优雅的文章,为您提供谈资与见识;微信公号:李北辰)

2017-02-18

昨日听闻一个坏消息:从今往后,在中国不少城市的公交车上,你或许很难再“蹭”到免费WiFi了。国内最大的公交WiFi运营商16WiFi官方宣布:在广州,上海,深圳,佛山,福州,天津,长沙,杭州,海口,绍兴,开封暂时关停WiFi服务,只保留北京和昆明“作为样板城市”。

2016年中国WiFi领域最大融资事件的创造者,在进入2017年后显得举步维艰。若你是上述城市的用户——浏览公开声明后面粉丝那些感伤的留言(尽管情绪上更像哀悼一项“公益事业”的意外夭折,而非商业逻辑的先烈),这一决定确实令人沮丧。同时,对于公共出行免费WiFi,甚至整个商业WiFi产业而言,这一决定则令人生疑:不是说好了没有WiFi是现代社会的最大酷刑么?在未来人类进化环境中我们与WiFi不是鱼水之欢么?更何况,当免费WiFi在其他环境中充分普及,交通出行不是一直被视为“WiFi行业最后一个痛点”么?为什么给公交车这一方天地提供WiFi的创业者命运多舛?

答案也许就出在公交车这“一方天地”上。

嗯,如果你像我一样,相信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流量”二字的意涵正逐渐变成“使用场景+用户时长”,审视16WiFi这个坏消息的角度就会清澈一些:问题或许就出现在16WiFi选择了“市内短途”——这一距离创业目标实则漫长的道路,因为无论“场景”还是“时间”,都会让后向运营模式受阻,非常遗憾,这二者几乎是移动互联网竞争的全部。而剖析它的对立面,将目光聚焦在出行免费WiFi的长途空间,这一行业的未来就要晴朗许多。

在路上,你需要的是哪种WiFi

事实上,在公开声明中,16WiFi自己解析了暂别原因,理由有三:首先即是运营费用高企,而费用很大一部分是向公交集团缴纳的“入场费”。理由之二就是后向运营模式的受阻。在官方描述中:“由于市场流量资费下降的趋势以及种种其他原因,下载APP的人数并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值,因此短时间内后向运营模式也无法弥补巨额的成本压力。”理由之三,16WiFi将苦衷倾诉给了政府:“我们做的是建设智慧城市,绿色出行,给百姓带来的是便捷免费WiFi和娱乐生活,这种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公益之举,却没有公益资金来扶持,让人不免叹息。”——上述三条原因,更像是衔尾蛇那般互为因果,最终形成死结,而我在看来,死结中最令人绝望的一环是这个:用户需求。

直觉便知,相较于长途出行中的百无聊赖,“打发”短途出行的时光要容易得多,甚至容易到令人忘记“这里可以连WiFi”,何况如一位网友所言:在又晃又挤的公交车上,你真有闲情刷WiFi么?

当然,更核心的忽视理由是不在乎。人民网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6)》蓝皮报告书显示,2012—2015年,国内移动流量平均资费年均下降17%,2015年降幅甚至超过了40%——移动流量费用每一个下降的百分点,不恰当地说,都更像是短途免费WiFi供应商的每一滴血,毕竟如今一天24小时的多数时候都有室内WiFi,对越来越多人来说,通勤路上的短暂时光已经构不成人性深处的“损失厌恶”。

但毫无疑问,长途就不一样了。举个例子,相信在国内航班WiFi尚未普及之前,会有越来越多人喜欢高铁胜过飞机,尽管网络速度慢信号差,但聊胜于无,也只有在这种动辄几个小时的场景之下,可以调动人们的损失厌恶(哪怕是通俗意义上“不差钱”的人),免费WiFi才是需求。所以可以预见,国内也早有运营商瞄准了这种场景下的差别,目前最大玩家是航美旗下的“往返”,他们为包括长途大巴,铁路,航空领域在内的长途交通出行场景提供免费WiFi。

哪怕从各个博弈方的态度上,长途出行就与16WiFi的感伤氛围不同。举例而言,与公交集团相对强硬的“入场费”不同,航美与长途大巴公司和航空公司采用战略合作分成模式——当然,与“铁老大”铁路局还是需要缴纳入场费的,但由于是长期合作,且用户在火车上使用WiFi时间长,对运营商的商业贡献基本与流量使用成本相当;而在政府关系上,看起来长途WiFi也更受政府青睐,航美已和全国九大铁路局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将“往返”安装在下辖大部分火车上。另外也已经和联通成立合资公司,专注于交通流量的运营。

一切顺遂都指向一点:这个时代,忽视场景,就等于忽视用户——如果说生物演化是靠外界环境,那么若将商业模式比作物种,它得以生存的关键就是场景。机缘所致,几年之前,“出行免费WiFi”这一祖源依不同场景分化为不同物种,而现在看来,它更适合做“长途旅行”。

当然,也正是由于更广阔的需求,商业WiFi最核心的竞争力——规模效应才成为可能。要知道,无论长途还是短途,这都是一个规模制胜的行当,唯有攻克全国市场才能实现盈利最大化。更关键的是,渠道优势的率先夯实让长途WiFi很容易成为一个颇具排他性的收益递增游戏。

目前的领跑者航美当然乐见其成,官方数据:整个长途出行领域(大巴,铁路,航空)已覆盖65亿人次,2020年这一数字可能将达到150亿。拆分来看:大巴市场年覆盖率超过45亿人次,约占总客流量25%;铁路市场签约列车总数量达全国列车总数的一半,年覆盖率超过15亿人次,约占总客流量60%;航空方面,航美与国内诸多航空公司达成长期战略关系,和联通成立合资公司,与东航南航合作做机载WiFi,以消弭现代社会唯一与世隔绝的信息孤独。

时间战场

最后,让我们换个观察角度,从“场景”切换到“时间”。

常识是:WiFi已成刚需,商业WiFi运营商需要在基础服务之外提供更多市场化服务。但一切服务都建立在时间,或者说用户时长的基础上。而由于短途,即便用户选择免费WiFi,似乎也很容易将它看做是一种连接工具,而不是内容平台。

这很危险。在整个2016年,包括支付宝在内,各种工具类应用都试图添置更多内容因素,猎豹移动更是喊出了向内容转型的大战略。很好理解,在所谓移动互联网“下半场”,当人口红利结束,用户注意力成为最宝贵的商业资源,商业模式也就更多依附于抢夺时间份额的时间战场,让用户在平台停留更久的时间——但短途WiFi行走在这一逻辑的岔路。也因如此,16WiFi试图凭借免费入口构建内容平台的路径就非常艰难。

由于使用时长,长途免费WiFi实现这一路径要容易得多。拿航美来说,由于需求带来了海量用户(官方数据是:目前已积累用户数千万,预期今年每日活跃度达到3000万),即可在此基础上构建“WiFi后服务市场”:在个性内容推荐,版权视频和游戏等领域做出内容供给,甚至打通出行生态链,提供叫车,住宿,景点门票等服务(毕竟现在美团上都可以直接打车了)。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往返”构筑的“移动出行第四方平台”框架中,上述服务提供方多来自滴滴,网易,优酷等第三方平台,这意味着,用户无需额外下载这些龙头APP即可在同一平台完成服务。

未来,像其他出行类产品一样,基于出行数据分析,长途免费WiFi运营商也会在提供个性化服务之时,帮助商家更精准的与用户对接。当数据流淌,更多可能也就得以涌现。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关于出行WiFi更好的故事。当你“哀悼”同族时,调转视角,就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理由只有一个:没人愿意活在一个长时间没有WiFi的地方。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体,致力于用文字优雅的文章,为您提供谈资与见识)

2017-02-16

2017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今日头条宣布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维英加入今日头条,出任公司副总裁,并担任今日头条AI实验室负责人。在马维英十年余的微软时光中,担任网络搜索和挖掘组主任研究员,带领团队进行互联网信息检索,数据挖掘,移动信息浏览等研究——这亦是科技新锐今日头条希望有所作为的领域。

可以想见,在媒体描述中,诸如“痛失猛将”,“人才流失”之类的字眼频繁出现,确实,科技记者早已熟悉,多年来在文章中描述大佬过往履历时,“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个高频词汇。翻看人物图谱,这里是阿里云之父,前金山CEO,百度总裁,小米总裁,海尔CTO, 联想CTO等一众互联网高管上一处居心之所。而当精英人才成长科技军备竞赛最稀缺的资源,微软亚洲研究院很自然成为率先想到的“人才基地”。

这是研究院的的幸运还是不幸?看你站在时代的哪一层阶梯。

整整3个月前——2016年11月14日,丹棱街5号微软大厦,李开复,张亚勤,沈向洋,洪小文,王坚等中国IT界的技术大佬,以及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过的近200位院友“同框出现”,宣布“微软亚洲研究院院友会”正式成立:沈向洋担任会长,李开复和张亚勤任名誉会长,他们都是这家研究院曾经的院长。

看起来,这里和跨国巨头在中国的“办事处”已经关系不大,而更像是一座拥有18年校龄的“大学”——中国IT界的黄埔军校,有人喜欢这么说。在院友会成立仪式上,院友代表阿里巴巴CTO王坚感喟:没有人可以绕开这个机构去谈论过去十几年的中国科技史。

一切得从往事谈起。

九八年的召唤

九十年代初——在最不可一世的岁月,来自西雅图的软件巨人却为创新乏力所困。微软前任首席技术官麦尔伏德在1991年建议盖茨成立创新研究院,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以主动迎合技术世界的不确定性。这年,微软首座研究院在雷德蒙成立。

六年之后,麦尔伏德送给了盖茨第二个建议:将研究院开到中国。理由颇为机敏,到1990年代为止,美国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每年诞生计算机博士最多的地方——直至被中国超越,这被麦尔伏德视作中国IT业态苏醒的前奏。

1998年,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北京成立。37岁的语音识别专家李开复博士成为首任院长。18年后已成谈资的插曲是:当得知李开复要以“研究院”作为这座机构的后缀时,沈向洋博士大笑,“叫个‘所’都大了”——2001年中国研究院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则是后事了。

至少在1998年,沈向洋有充分的理由自嘲。现任院长洪小文后来回忆:“研究院建立前,我到北京参与最初一批员工招募。有些候选人是国内高校博士生,我们只能通过固定电话联络,那时学校里通常一幢宿舍大楼只有一部电话,经常需要麻烦宿管老师或同学帮着叫人来接听。没有几个网站,没有太多信息资源,因而沟通时需要花很多时间同步基础信息,效率比较低。Email倒是能用,但拨号上网资费昂贵又不稳定,实时在线不大可能。”

1998年,每小时8块钱的上网费和4块钱的电话费让上网属于奢侈消费;这一年,配备Windows 95的个人电脑也实属高大上的新锐电器;在更为宏大的叙事里,这一年,中国GDP刚突破万亿美元大关,IT产业所占比重仅约为4.8%。

然而同样在1998年,互联网作为社会基础设施迎来破茧之日,一批互联网明日巨星集体相约九八:1998年9月4日,谷歌正式创立;中国则更是普遍把这一年视作商业互联网元年:2月,张朝阳创办搜狐;6月,刘强东成立京东;11月,腾讯诞生;12月,新浪上线。

机遇与挑战在1998年显得尤为冲突——但考虑到成立研究院的愿景,天平似乎更偏向挑战一端。

早在筹备阶段,比尔盖茨和里克·雷斯特博士——微软全球研究院体系的缔造者,就为研究院确立了三条宗旨:推动整个计算机科学前沿技术发展;将最新研究成果快速转化到微软关键产品之中,以帮助用户改善计算体验;着眼于下一代革命性技术研究,助力微软实现长远发展战略和对未来计算的美好构想。

所以你可以想象李开复说服海外精英归国的不易,上述宏愿与当时中国的外部环境格格不入。不过事实美好的一端也成为18年后院友会成立仪式上李开复追忆的画面:“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时有位同学叫沈为民,写代码非常厉害,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们在国内都是在纸上写代码,老师则用脑子来运行这个程序。当时给我的感触是,如果能在纸上培养出沈为民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肯定还有很多,一起做研究院一定能做出来。我当时也是抱着这样乐观的心态就回来了。”而中国的人才也是当年比尔盖茨所看重的。

后面的事情令人欣喜,研究院开始在全球顶级学术会议与期刊崭露头角,尤其2002年,他们在计算机科研领域最富盛名的国际图形学年会SIGGRAPH上发表了4篇论文——长久以来这种国际大会鲜有华人身影。

有人后来回忆,当年前去知春路希格玛大厦(研究院旧址)“朝圣”的年轻人一定会颇为失望,一切看上去与其他企业别无二致,除了目光中的这位“理工男”可能刚在国际期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

命运自有时

如今十八年过去,微软亚洲研究院当年的愿景已兑换成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与期刊上的4000余篇论文。脱胎于这里的技术也转移到微软产品矩阵中——Office,Windows,Bing,Kinect,以及小冰,Cortana,Skype Translator等人工智能产品,都有亚洲研究院的身影。

事实上,在人工智能还是个模糊概念,甚至不被学术界普遍承认的岁月,研究院就已将其视作面向未来的基础研究。1999年研究院成立一周年时即确立了最初的几个研究中心:语音组,多媒体组,图形图像组——如今它们都更像是人工智能概念的一部分。

李开复多年后坦言:中国如今能在人工智能领域扮演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研究院很早开始便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等众多人工智能核心技术进行研究。“中国今天的成就真的应该感谢微软亚洲研究院。”

不过,这种“感谢”对于研究院来说,似乎也意味着成长的烦恼。几年前开始,中国科技公司就积极网罗人工智能领域的精英,可以想象,微软亚洲研究院作为最密集的人才聚集地成为了被挖的目标。

研究院早已熟悉了人才的流动——这也是成立院友会的原因之一。

十八年前,这个国度最顶尖的技术头脑纷纷从美国的高校和科技企业来到微软;十八年后,技术后辈有了更多良禽择木的可能。聪明的大脑不再浓烈地聚集一地,而是稀释在各个地方。他们有些人继续留下来从事研究,有些人选择离开去领导更大的团队做产品开发,有些人选择到大学任教,有些人则选择在中国这片创业热土圆梦。

命运自有时。如今研究院的愿景落在了醉心于科研的技术信仰者身上。宿命的是,就像某种轮回,当人工智能的概念挥别往日的“扭捏”而摇身蜕变为技术界的狂欢,这里的研究员或许比十八年前的前辈更为幸运。他们赶上了人工智能的黄金年代,可以肆意挥洒禀赋,紧跟这一技术的变迁孕育更多可能。

好吧,也许正如罗振宇所说:世界上至少有两种游戏,一种是有限游戏,一种是无限游戏。有限游戏以游戏结束为目的,比的是谁能赢;无限游戏则是让游戏本身继续下去,而不是让谁赢,卷入的资源越多,参与的人数越多,游戏就能继续下去,这才是无限游戏的目标,也正是那些“老公司”的价值所在。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体,致力于用文字优雅的文章,为您提供谈资与见识;微信公号:李北辰)

2017-02-15

就在几天前,一家名为“便利蜂”的便利店在中关村地区集中出现,五店齐开,气势非凡,开业折扣引得不少白领闻讯而来——“便利蜂”的主色调选择了橙色,上一次中关村刮起“橙色风暴”,还是摩拜单车的时候。

传承的不只是颜色。有媒体预言:便利店将是共享单车之后资本涌入的下一热土。“便利蜂”即是第一批玩家,其创始团队最初从7-11集体离职后创立邻家便利店,现又集体“出逃”创立“便利蜂”,而“便利蜂”背后主导者正是前去哪儿网创始人,离职后创建斑马资本的庄辰超,“便利蜂”是庄辰超进军“新零售”的一次试水,媒体报道,庄辰超未来有意投入 30 亿,新开超过1万家店铺。

与几年前创业者试图用O2O的“互联网思维”一击制胜颠覆便利店不同,就像其他领域对线下渠道的珍视,可能来临的便利店热潮,似乎更看重线下店铺扩张后产生的网络价值。

当然,互联网要素依旧惹眼。不大的“便利蜂”店面二维码随处可见,时刻提醒客人最好的购物方式是下载自家APP自助扫码结账;门店提供在线下单到店自提服务及周边300米配送;银科大厦店设有二层就餐区(不过得站着吃)——其他陈设与普通便利店并无明显不同,关东煮和便当也是相似的味道。

在一个渴望与旧事物迅速挥别的时代,有人觉得,城市年轻中产阶级的喜好,成熟后“复制粘贴”的速度,多元化服务带来的网络价值,都让便利店可能成为所谓“新零售”概念的受益者。

便利店是风口么?如果是,风,又将往哪个方向吹?

人们需要便利店

必须承认,相比传统百货和大卖场,即便在电商的猛攻之下,这两年便利店的“小日子”也过得不错。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中国便利店行业经营情况简报》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便利店行业73.8%的企业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同比增长10%以上的企业占比达到38.1%。另一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便利店市场规模可能达到了1000亿元,增速在15%左右。

便利店的发展与经济环境息息相关。通常经验是:当一座城市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即可孕育出便利店业态;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这种业态将会井喷——若真如此,至少从理论上,中国一线城市已达到发展便利店的好时机。

更直观的比较来自近邻日本。业内通常按每3000人能够支撑一家便利店估算:在1.2亿人口的日本遍布了5万家左右便利店(以7-11,全家,和罗森居多),在3.2亿人口的美国也有15万家左右,但在13多亿人口的中国,抛去街头巷尾的夫妻店不算,我看到的数据是,便利店只有不到3万家,即便在便利店环境最肥沃的魔都上海,大概也是每4000人支撑一家便利店。可能算是业内共识了吧:中国便利店发展正处于1990年左右的日本。

其实无需参照过多数据,回想一下,你已经多久没去“逛”过家乐福和沃尔玛了?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在飞速碎片化,包括生活节奏,时间的割裂将年轻人变成“即时即用”型动物,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再买一箱饮料甚至一提卫生纸,而更愿有需求时顺手购买一瓶和一个,他们将便利店视作某种家庭空间的外延(顺便一提,对单身狗来说,家庭就是Ta自己,城市独居人口的上升同样有助于便利店发展),便利店当然乐见其成,毕竟说回到数据,日本便利店与超市市场份额比例大概是54%:46%,中国这一比例则是一边倒,大概为8%:92%。

除了即时性,“消费动机”亦不容忽视。如你所知,科技突破之外,中产阶级崛起带来的消费升级通常被视为最大的时代性机遇。用李叫兽的话说,这轮消费升级在本质上并非满足人们“区分阶级”的需求,而是“努力工作的馈赠”,文艺的说法是,“每一次你花的钱都是在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小白领晚上九点下班想买一瓶16.8元的NFC果汁或者果昔馈赠一下自己,憧憬一下自己未来想要的生活,楼下便利店是最好的地方,难道还得去家乐福和大妈排队么?

网络价值可期

当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与互联网项目不同,经营便利店并非易事,商品管理和服务体系都需精细运营,但如前所述,资本看重的是便利店“复制粘贴”后更大的想象空间。

事实上,相比于其他零售业态,多元化服务一直是纵横于城市毛细血管之中的便利店的优势之一。随便举个例子,阿里巴巴收购的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 就曾介绍,在信用卡和网上支付普及率很低的东南亚,7-11 就成为线上购物付款和收货的地方。

更好的例子依旧在日本。日本便利店的公共基础设施属性被誉为“国民生命线”——支付水电煤费和保险税金,ATM,收发快递,公共卫生间,打印复印,演出门票,照片冲洗……日本便利店可提供上千种细碎的生活服务,由此产生的“城市网络节点”价值难以估量。

再举个例子,甚至早于亚马逊,7-11就已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用无人机送了77单货。直觉便知,借助便利店的网络节点,无人机可满足便利店辐射区内食品和药品的速配需求。

至少理论上,一百平左右的便利店具备网络效应的一切因素,就像“传真机越多,每台的价值也是越高”,便利店也可将终端网络价值发挥到最大,孕育出比传统便利店更好的商业模式。

当然了,一切急不得,即使在中关村地区,用“互联网思维”轻谈颠覆的时光也一去不复返了。要知道,“便利蜂”银科大厦店铺的上一任主人,正是互联网餐饮的鼻祖黄太吉,据说它现在过得不太好。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体,致力于用文字优雅的文章,为您提供谈资与见识;微信公号:李北辰)

2017-02-14

如你所知,或许是基因的本能驱使,纵观文明史,人类(尤其男性)总偏向于在“求偶”技巧上调动最大的主观能动性。从进化心理学上剖析,就像贾雷德·戴蒙德在《第三种黑猩猩》中所论述的那样:甚至包括诗歌在内,人类创造的“技术元素”多少都与潜意识里的求偶机制相关。翻译成通俗版本就是:人们总喜欢在“求偶”技巧上使出更多“花招”。

这一结论在情人节显得颇为应景。而你得承认,无论是讨得异性欢心,还是完成自我价值的确认,在即将来临的人工智能时代,若要营造更多惊喜,释放更多的多巴胺,这种“花招”都需要更多的技术性。

于是在情人节这天,也就不难理解技术型公司的巧妙借势。譬如百度就利用人脸识别和机器翻译等人工智能技术,上线了一场名为“情人节用脸撩,开启桃花运”活动:点击“拍照”自拍/上传一张照片或者语音搜索“开启桃花运”就可以进入活动页面。无论自拍还是上传照片,人脸识别技术都会综合评估出你的“撩妹/撩汉指数”,并智能生成情人节个性化专属宝典;除此之外,输入指定姓名或文字,系统还会迅速吟出专属情诗一首,对于那些朴讷诚笃的单身狗们,这算是技术在解决个人问题上的一种另类福祉。

抛去娱乐精神不谈,将直觉上颇为高冷的人工智能用于单身狗求偶的“小把戏”,倒不失为一次教育市场,提升用户认知的有效路径,用学者沈向洋的话说:“人工智能在改变计算机科学研究原有次序的同时,也正在让研究与产品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加模糊。人工智能真正有用的创新不会出自研究院实验室的象牙塔,会来自集跨界综合创新之大成,是大规模生产任务与算法,系统和体验各方面研究成果的深度技术结合。”

而在我看来,在人工智能与人类爱情的协作关系上,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有太多故事可讲。

人脸识别:未来的身份认证

不妨先从这次活动讲起。

事实上,为了在欢愉节日中博您一笑,所谓“撩妹/撩汉指数”身后是人脸识别技术的强大支持——直觉便知,识别面孔并非易事:首先,若以某“局外人”视角,人类脸部结构存在极大的相似性,人类自身之所以觉得轻松,受益于祖先社交需求而带来的基因演化,属于卡尼曼笔下无需调动理性的“快系统”;此外,人类表情存在易变性,真实世界,每个人都拥有远比表情包更丰富的表情……且在不同观察视角视觉反差很大,并受光照和遮盖物等客观因素影响。

而作为图像识别的分支,人脸识别技术试图解决上述问题。后者集成了机器学习,模型理论,专家系统,视频图像等多种技术。譬如百度人脸识别就提供了包括人脸检测,人脸识别,关键点定位,属性识别和活体检测等一整套技术方案。具体来看,识别系统能将每个人的脸部图像进行多轮处理,如轮廓定位态校正,全局粗定位,局部精细定位,跟踪人脸72个关键点的特征(脸型,眉毛,眼睛,鼻子等轮廓信息称之为关键点),最后组合成一个面部表情网,以识别每个人的表情和相貌特征。

就像机器在其他领域的跃进,人脸识别的精准性(百度人脸识别系统在全球权威的人脸验证LFW数据集上错误率仅有0.23%)得益于在海量数据加持下的深度学习:当它“看”了上亿次的人类脸庞,自然会对你的“撩妹/撩汉指数”拥有一定发言权(此处可脑补它偷笑的神情……)。

当然,娱乐之于人脸识别只不过是一次讨巧的普及过程,事实上,百度已将这项技术用于更实用的市场。譬如让金融企业在关键交易中用人脸识别来“刷脸”支付,控制风险;甚至用于自家的自动驾驶汽车上,汽车可自行对人脸检测,以有效做出避让和减速等操作。

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人脸识别将成为人类分身数字世界和虚拟空间的身份认证。毕竟,当万物互联时代来临,数据安全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个人都在企盼一种与机器更安全的交互方式。在告知机器“我是谁”这件事上,人类经历了各种密码,数字证书,硬件KEY(譬如U盾)等多种方式,有理由相信,身份识别的下一幕将由人脸等生物特征识别完成。

为你写诗

相比于“自拍测桃花运”,对单身狗们而言,页面下方“为你写情诗”功能无疑更加实用:输入Ta的名字,系统立刻文思泉涌,作出一首藏头诗,从拟人到对偶,从五律到七绝皆可完成。

人类试图用机器作诗的冀望由来已久。从最原始的“词语沙拉法”,到基于模板和模式,基于遗传算法,再到基于摘要生成和基于统计机器翻译,为了让机器创作的“诗歌”更像诗歌,人类可谓用心良苦——如今,受益于深度学习,机器写诗水准突飞猛进,甚至以假乱真。

其实无论是藏头诗抑或任何query写诗,都是基于计算机海量存储,神经网络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支持,对用户表达深度分析和联想,预先规划每一行诗歌的主题,强化诗歌与主题的相关性。拆解来看,通过数据优势,百度首先获取到海量古体诗歌(包括网上的模仿作品),再利用大规模 GPU 集群构建一个深度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系统,通过对数据的深度学习,系统自动学会对仗,押韵,比兴等技巧。

我参加过几次百度在现场进行的类似“图灵测试”的活动:同一主题,两首诗分别出自机器与某位大家,对于大多数人,明辨二者颇为艰难。

嗯,也正因如此,我个人建议,当你把用机器写的藏头诗赠予Ta时,最好还是如实招来……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为你写诗”确实是“不可能的事”。

人工智能:中国的机会

事实上,无论“测桃花运”还是“为你写诗”,本质上都是人工智能更宏大未来的两个相对微小的脚注。

如你所知,不久之前,《纽约时报》在采访大量美国政府官员和硅谷精英后得出结论:中国的AI将与美国齐头并进。其实在业内,这并非是一个多么令人错愕的判断,几乎达成的共识是——中国确实拥有孕育人工智能温润的社会土壤。

譬如李开复就认为:首先,中国每年毕业上百万的工程师,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做到这一点——要知道,在全世界人工智能的论文作者中,43%是中国人;“其次,中国社会可以快速训练勤奋的年轻人,一名特别优秀的数学和计算机专业应届毕业生经过6个月培训,就可以进入人工智能行业,成为合格的人工智能工程师。”

另一方面,就像中国“互联网+”的市场红利正是“得益于”传统基础产业的赢弱,人工智能亦如此。中国有很多传统企业需要通过人工智能完成产品升级,“如果有AI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想卖给美国银行,可能它们已经打磨的很好了,但是在中国的很多银行,却能够非常快速的产生价值,帮助他们赚几千万上亿的营收,他们当然愿意花钱来买这样的服务。”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数据的获取相对容易,罗振宇就曾在跨年演讲中感叹到:“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像我们中国人一样乐于向互联网贡献数据。”——而这一轮人工智能的主战场正在切换到大数据上,在深度神经网络的帮助下,人们发现,机器可以用对数据的广度解决人类认知的深度。而根据收益递增原则,以数据为血液的人工智能产品,越多人使用它,它就越聪明,从而就有更多人使用。

这正是百度这种科技巨头在未来的最大机会。事实上,在语音技术,自然语言,用户画像,机器学习,增强现实,自动驾驶等诸多方面,百度都有着广泛且深度的布局。通过多年深耕,这家巨头已建成超大规模神经网络,拥有万亿级参数,千亿样本,千亿特征训练,从底层数据和算法架构等方面均已成为人工智能领跑者。

在更乐观的期许中,所有从业者都希望错失前两次工业革命的中国,能够在正在来临的人工智能革命中弯道超车。

未来的“爱情”

最后,在情人节这一天,让我们说回诗歌和爱情本身。

如前所述,至少从结果来看,机器作诗已难辨真伪,但倘若“诛心”,必须承认,“数据规律”和“理解诗意”是两个意思。作家刘慈欣甚至为此写过一篇名为《诗云》的科幻小说:一个热爱艺术的超级文明为了写出比李白更动人心魄的诗歌,将穷举法推至极致,不惜摧毁太阳系,排列所有汉字组合,最后却悲伤地宣布:超过李白的诗歌已经诞生,但我找不出来。

嗯,现阶段的共识是:机器还无法理解人类细腻的感情。虽然诗歌形式可以简化为算法与数据,但“爱情”似乎不能。但是,未来呢?要知道,《未来简史》就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一切皆算法(当然包括“爱情”)的世界,到那时,依托于更大的数据关联,如百度这样的人工智能巨头,又将怎样改变你的爱情?

就拿择偶举例。在中世纪,牧师与父辈有权决定你的伴侣;在人文主义充当主流的现代社会,择偶权力拥有者是“你的内心”,但在《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看来:就在本世纪,“数据主义(Dataism)”极有可能替代“自由主义”成为人类信奉的“新宗教”,在数据主义的大纲里,当采集到海量数据(尤其是人类生物数据),加之日趋强大的计算能力,外部力量将比“你的内心”更了解你——换句话说,人工智能在择偶对象选择上将变得更有发言权。

而合理的想象是,在未来,弹出的就不是“撩妹/撩汉指数”,而是系统推荐的真实的单身对象——机器会笃定地说:信不信由你,Ta就是茫茫人海中最适合你的伴侣。

那么,你喜欢这样的未来么?那个时候,“爱情”又将被如何定义?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体,致力于用文字优雅的文章,为您提供谈资与见识;微信公号:李北辰)

2017-02-07

如你所知,缘起于2013年的短视频火苗在2016年烈火燎原。刚告别不久的2016年是中国短视频行业波澜壮阔的一年,而更乐观的判断是,它同时也是下一轮更大爆发的前夜。

相比图文内容的维度单调,视频本身即是一个立体且更具“IP化”的媒介样态;而相比在传统视频网站上进行内容耕耘,由于可以嵌入到用户每天每个碎片化的闲暇时光,短视频在创作和传播上都更为轻盈——新的一年,会有更多在文字上陷入同质化的内容创业者投奔短视频。

于是对趋势的把握变得尤为重要,头部梯队的“灯塔”含义也不言自明。自去年6月,秒拍每月都会发布热门原创短视频UGC榜单(9月起又增加垂直榜单和风云榜单)。2月初,2017年第一份榜单出炉,细心者大可窥见短视频在新的一年几处重要的变量:譬如,“papi酱”正在通过向MCN转型获取更大可能性,“关爱八卦成长协会”正在借助与一众粉丝的强互动性扩大力量,完成自我迭代。

更重要的启示,也许是短视频在垂直领域的陆续崛起——倘若2016年“泛娱乐”占据了更多短视频用户的心智,那么在2017年,不同细分领域的各自突围将是短视频行业的主色调。

横向扩张 超级IP孵化“小号”

从原创榜单数据上可看出:“二更视频”延续了在短视频行业的领先势头,以月播放5.6亿稳居榜首;“关爱八卦成长协会”以月播放4.3亿位列第二;“papi酱”则以月播放2.8亿排名第三;而本次榜单中月播放量超过2亿次的创作者已有11人。在风云榜(内容为非原创)方面:“韩国me2day”以月播放24.7亿次蝉联冠军;“央视新闻”和“一手video”位列二三——足以见得“轻资讯”类视频的讨喜程度。

尽管总榜的推出让投资者看到了短视频的市场潜力,但在我看来,由于更易产生专业化的内容——以及由此叠加的IP属性,垂直领域实则具有更强的议价和变现能力,理性的资本或许应该更倾向于垂直项目。譬如在秒拍发布的美食榜单中,“魔力美食”以2.3亿播放量登顶;在时尚榜单中,“俊平大魔王”俘获大批粉丝芳心,位列榜首。

重要的是,从身居前三的最头部玩家次序,敏锐者不难发现两个趋势。首先即是:与微博,公众号等革命性平台早期的生长路径相似,最头部玩家有从单打独斗逐渐向MCN(multi-channel networks)转型的趋势——毕竟,为了适应更广阔的商业机会,“扩张”是一种本能。

譬如,二更不久前就宣布要打造全产业链短视频平台。更具代表性的案例当然是“短视频一姐”papi酱,2016年papi酱成立了聚合类短视频节目组织Papitube,用以孵化更多“papi酱们”,也诞生了不少如“在下杨舒惠”,“lori阿姨”,“美豆爱厨房”等创作能力较强的短视频创作者。于是我们看到,papi酱发文数量和频率都明显上升,数据统计,从2015年9月到2017年1月,papi酱共发布102篇文章,其中提到Papitube的次数就高达86次。

嗯,脱胎于一个超级IP,通过横向延伸的方式扶持“小号”,或许是2017年短视频创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过去的2016年,秒拍平台上深度合作的MCN公司、视频创业公司和网红经济公司已经达到2000多家,可以预见这种生态运行模式或将在今年集中爆发。

强互动性:用户和内容“共同进化”

而2017年短视频行业的趋势之二,就是UGC向PGC的第二次转型浪潮。无需赘言,UGC向PGC转型的传统路径,是通过机构化等方式将自己从U变成了P,完成内容持续的高质量输出——毕竟,如马东所言,内容领域就像一座金字塔,头部只占大约5%,只有他们具备资本价值,从而可以演化为真正的创业者。

但正在发生的这次转移其真正内涵是:用户与生产者的强互动性关系对内容本身的影响:一方面,用户开始主动参与UGC内容生产,通过专业平台加工转变为PGC内容;另一方面,用户也在参与短视频内容的制作与筛选。

事实上,内容消费者与创作者之间开始出现跨界限的互动。短视频行业用户和内容的关系已从最原始“生产”与“获取”,逐渐演变为颇具“共同进化”属性的强互动——“你推他看”的方式已显得守旧,用户试图参与筛选,甚至通过自己的点击和播放完成度等行为决定其他用户还需不需要看。譬如“关爱八卦成长协会”就充分发挥了“千万小老婆”的UGC优势,做到内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嗯,在言必称“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时代,利用连接红利产生的所谓“群体智慧”,由下而上地决策,似乎要比内容制作者的一己之力更为有效——其实所谓的“用户(或者粉丝)至上”,不就是不再将其视为单纯的变现对象,而是纳入到共同利益体,甚至参与到决策之中么。

其实早在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就在经典名著《第三次浪潮》中预言:未来,在市场竞争,技术变革和企业利益的驱动之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将会逐渐模糊,甚至融为一体,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将更多地参与到产品开发和设计环节,他们就是所谓的“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producer(生产者)和consumer(消费者)的合成。

某种意义上,UGCPGC的第二次转型浪潮,即是“产消者”理论在短视频内容消费浪潮上的映射。

2017年短视频内容创业最大战略:垂直深耕

如果说上述两种趋势可归为“战术”层面,那么在更宏观的叙事框架中,2017年短视频内容创业的最大“战略”是什么?答案也许是:垂直深耕。

如前所述,2016年短视频内容创业呈井喷之势,仅以秒拍为例:据了解,秒拍日均上传视频量为150万,日均播放量超过20亿次,全网日均覆盖用户数超过7000万;去年年初秒拍一个月播放量超过1000万的账号只有15个,如今则已超过200多个了。

共识是:被移动化和社交环境滋养的短视频,将逐渐成为最主流的内容形态之一,而这种形态演化的下一关键节点,即是内容的垂直。从数据便知,在很长一段时间,搞笑幽默和明星娱乐占据了短视频内容池的大部分份额,时至今日,尽管它们在总份额上仍是最大(哪个内容载体又不是如此呢),但比例正在下降。

根据今年初秒拍发布的“2016年短视频内容生态白皮书”显示:“之前:短视频以纯搞笑类、娱乐明星八卦内容为主,流量获取容易,但内容趋于同质化、商业转换困难。2016年:专注于美妆、美食、生活方式等垂直领域的创作者集中发力,其他垂直品类也开始逐步出现短视频内容创作者,至2016年第四季度,短视频创作者覆盖的垂直品类已经超过40余个……之前,非娱乐明星、非新闻现场、非纯搞笑内容获得流量比例不足20%;2016年各个垂直类内容的流量占比累计已超过了60%。在用户市场、商业市场的共同驱动下,垂直类内容在2016年增速非常迅猛。”

这种分化注定将在2017年更为强烈。

遵循其他内容媒介的相似脉络(譬如图文形式,如今几乎每个垂直领域都诞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品牌),随着供给侧的增长趋势,自制领域的勃发以及分发技术的不断成熟,垂直类短视频玩家的集体涌入是一件可以确定的趋势。

如前所述,专注于医学,财经,母婴,两性,衣食住行等专业知识类垂直内容更易获得资本青睐——对内容创业者的好消息是,垂直类短视频依旧是个因竞争而“动荡”的市场,诸多垂直领域尚未出现牢不可破的头部内容,市场潜力非常大。

而在平台一端,通过秒拍在每月的原创榜和风云榜外,还持续在发布时尚榜和美食榜,就可看出其对于垂直市场的某种期许。事实上,作为国内最大的PGC短视频平台,秒拍也会对各领域内容创业者给予最大力度的扶持:在2015年底,秒拍母公司一下科技就与微博联合拿出1亿美元整合上下游企业,扶持整个短视频产业的发展;同时启动的秒拍“创作者平台”得以让创作者完成一站式视频上传,视频管理,视频推广,商业变现等多个流程;此外,包括“秒拍惠”等活动也降低了创作者的运营成本;而在一下科技E轮融资发布会上,更是提出计划从融资的5亿美金中拿出10亿人民币,用来扶持中国的移动视频创作者——颇值一提的是,其投资的美食生活方式新媒体“迷迭香”估值更是超过一亿。

总之一切指向一点:通过平台的力量,让短视频创作者更垂直化和立体化发展。而若从平台一端来看,每月榜单的持续发布也正在夯实秒拍的行业领跑者地位,并成为整个行业的规则制定者。此外,母公司一下科技拥有的矩阵优势,使得秒拍,一直播和小咖秀三款产品形成闭环,最终让内容创业者受益。

嗯,就像历史上任何一次媒介变革一样,短视频的崛起再次印证一件事: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内容风口,只要有人去搭桥修路,必将有人在上面舞蹈。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体,致力于用文字优雅的文章,为您提供谈资与见识;微信公号:李北辰)

2017-01-24

就像一出剧情完整的调查型电影,一次载入科技史册的手机召回行动以坦诚收尾:历经数月的调查与分析,就在公众即将忘却那款曾经的“Android机皇”之时,1月23日,首尔市江南区三星总部大厦,三星电子召开新闻发布会,与全球三大独立调研机构就Galaxy Note7事件公布了调查结果——并无任何措辞上的机巧,三星承担了这次事件的全部责任。

不同行业分析者窥见到了不同面相。不少公关界的人觉得,Note7事件在危机公关上基本做到了对品牌伤害的最小化。手机行业评论者则观点对立,部分人从这次爆炸中依稀听到了三星帝国崩塌的瓦砾声响;不过另一部分人觉得,即便是旗舰机型,Note7事件对整个三星电子的影响也着实有限。

我个人倾向后者。理性分析,从最浅表层面,三星丰富的手机产品线提升了整个体系的“容错率”,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Note7的损失,譬如它直接带动了另一款旗舰机型S7的火热。据Strategy Analytics显示,S7 edge凭借1330万台的出货量成为上半年安卓阵营全球销量第一,市场研究公司CCSInsight首席分析师本·伍德就表示:“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该事件不会对三星电子产生戏剧性的长远影响。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虽然这次事件对三星电子利润造成了影响,但他们在第四季度能收获强势业绩,这是因为该公司对Galaxy S7等产品进行了成功的营销,提升了自身的竞争能力。”

更重要的原因是,甚至无需通过财报即知,对产业链的控制力长久以来都是三星最坚固的壁垒,至少从数据上,面板和芯片等上游零部件业务足以冲刷此次Note7事件,毕竟当“缺货”成为去年手机供应链的主色调,三星在产业链上的话语权势必将延续到2017年。

这意味着,无论是被自己激进的创新节奏“绊了一跤”的三星,还是整个智能手机行业,2017年伊始,整个市场会以固有的起跑线位置,重新起跑。

独自承担创新成本

当然,还是得先将目光拽回至这次发布会。

发布会上三星表示,过去数月,为找出“元凶”,三星已对Note7的硬件,软件以及相关流程,如组装,质检,物流等各环节进行了仔细的排查。为还原燃损发生过程,还动用了700余名研究员和工程师构建大规模的实验装置,测试了超过20万部组装完好的手机和3万多块电池,进一步明确问题根源。与此同时,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Exponent实验室以及德国莱茵TUV集团等第三方机构也应三星委托,针对Note7事件原因的可能性展开调查。

调查结果并无意外:电池。

抛去过多的电池原理不谈(相比过程,人们总是更关心结果),在调查中,三星通过模拟用户电池充电环节,得出了与用户反馈结果相符的自燃比例,最终确认Note7自燃的“真凶”就是电池。如三星电子无线事业部总裁高东真所言,“从结论上来看,Galaxy Note7燃损的原因在于电池。我们为了追求创新与卓越的设计,就Galaxy Note7电池设置了规格和标准,而这种电池在设计与制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未能在Note7发布之前发现和证实,对此我们感到非常痛心和抱歉。”

嗯,如你所知,在长达八年或九年的时间里,夹杂在飞速奔进的处理器,艳丽的屏幕,愈加完善的操作系统与各式应用之中,手机用户最大痛点其实是续航。三星当然致力于提升续航,而大容量也成为三星的设计标准之一,此次出事的手机电池容量就提升到了3700毫安,电池制造商为了满足三星对电池的严苛要求,进行了大规模的创新设计。只可惜,如上所言,三星被自己稍显冒进的创新节奏“绊了一跤”——在技术演进的历史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试图以一己之力完成创新,就要独自承担高额的试错成本。

事实上,相较于揪出意料中的凶手,发布会上,更深刻的启示来自三星为避免厄运重现而推出的强化措施。譬如,针对Note7事件,三星制定了“8项电池安全检查措施”,包含安全检查、电池外观检查、X光检查、电芯拆解检查、TVOC检查、ΔOCV 测定、充放电检查以及用户使用场景下的安全性检查。另外,还在产品规划阶段采用“多层安全措施协议”,对设备每个部分实施严格的安全标准,包括整体设计与所用材料、硬件强度与尺寸,以及新的软件算法等。同时将对电池充电温度、充电电流与充电持续时间等方面加强安全性。此外,三星还组建了“零部件专业团队”,对核心零部件的设计、验证、工程管理进行针对性开发和管理。

向更好的方向推进

可以想象,当这种厄运降临到任何一家单一手机厂商,几乎都等同于灭顶之灾,毫无自救可能,但拜强大的全产业链布局能力所赐,三星甚至在去年四季度交出了非常不错的财报。

行业常识是,相较大多数国产手机对于供应商的严重仰仗,三星有着无比强大的自主话语权,高端产品组件的销量增长让三星盈利颇丰,韩国券商HMC Investment Securities分析师格雷格·罗就表示:“存储芯片和OLED业务当然是最大的功臣。存储芯片的售价仍将继续反弹,受供应短缺的影响,预计该产品的价格在今年第一季度将增长30%以上。”

举个例子,在对于智能手机行业无比重要的AMOLED屏幕市场,三星几乎垄断。资料显示,三星在AMOLED屏的投入资金高达已六七十亿美元,月产量也已增加到4.5万块,这无疑意味着护城河的牢不可破——而可怕的是,相似的故事发生在整个手机供应链的不同节点。

其实更进一步讲,如我之前所言,在这个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时代,每个企业都在编织一张价值网,依附在这张网络上的人和资源越多,企业自身获利的可能性才越大——在智能手机行业,三星电子就是这张巨网最关键的节点,

而追求对于产业的掌控,一定是以在技术转折点上置身高处为基础。而根据欧盟委员会去年1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上个财年在欧盟工业研发投资得分表上,三星在研发领域的投入超过了130亿美元,仅次于大众集团——作为手机行业这张“巨网”最为关键的节点,从三星多次诞生集诸多黑科技于一身的“Android机皇”就可看出,创新之于三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而也正由于这种创新,让三星成为手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当然,客观讲,此次Note7电池设计确实有些激进,但纵观科技史,任何新技术的来临,有人看到光明,自有人看到黑暗(看看无人汽车便知)——人类电池技术的革新亦如此,三星自然明白,即便试错成本高昂,也不意味着故步自封——事实上,在不久前的底特律北美车展上,三星SDI就宣布了在汽车电池上的技术进步,他们开始正式生产革新型的21700型锂离子电池芯级(21毫米直径,70毫米长度的圆柱体电池芯),这种电芯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和性能;此外三星还宣布了一个长期计划,计划在2021年生产一种新型汽车锂离子电池,后者能在20分钟内充满80%,确保500公里的续航里程。

颇值一提的是,时光流淌,倘若将静态的得失抛至更远处,看到的风景也会不同。如上所述,它至少强化了三星以及整个手机市场的危机意识,当后果摆在眼前,势必将完善其他厂商的品控机制,将整个行业向更利于用户的方向推进。

嗯,无论如何,持续数月之久的Note7事件已然结束,在2017年,希望这一次的教训,能让行业变得更好。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体,致力于用文字优雅的文章,为您提供谈资与见识;微信公号:李北辰)

2017-01-20

印证了业内之前的预言,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电视市场迎来了稳定增长:2016年Q4的IHS全球电视出货数据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电视市场已从2015年68.6%的全球出货量占比跃升到2016年的84.7%,且在均价上首超欧美国家;而从市场规模上看,2016年全球新增电视消费八成来自中国——结论清晰可见:中国已是电视消费的最大力量。

不过,倘若从文化认同感层面拆解“中国”二字的意涵,那么在中国本土市场之外,一个庞大的用户群长久以来都易被忽视:海外华人市场。

如你所知,改革开放之后,不少国人因各种缘由挥别故土,在异国他乡谋求发展。时至今日,已有超过6000多万华人散落在全球各地。在可预见的未来,愈加开放的历史进程会让这种“走出去”的步伐加快。

然而,就像一部《舌尖上的中国》放大了海外华人的 “中国胃”情结,文化认同上的向心力也总会将审美偏向拽至故土,海外华人对中国本土电视内容的眷恋非常强烈。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成为中国互联网电视和文娱消费力量的强大外延。

这种外延的力量也正在被珍视,也诞生出对海外华人的福音。1月18日,刚刚宣布互联网激活终端突破2000万的酷开,携手森威传媒旗下华语视频平台Lingcod TV在新加坡发布了酷开系统全球华人版,酷开也通过进一步拓展海外版权内容,正式进军海外华人市场。

事实上,早先时候,酷开董事长王志国就曾表示,酷开“大内容体系”的开放程度是没有边际的,所以,当酷开在发布会上同时宣布将启动“共建地球华人圈”计划——围绕“人在世界,家在中国”的核心逻辑,为海外华人营造“家”的气氛——倒也延续了酷开聚拢优质内容供应商,为用户提供丰富内容的初衷。而这次被惠及的,是那些在海外生根的华人用户。

海外用户痛点

直觉可知,互联网正在逐渐模糊人类制造的国境线,让这个世界“平”得无以复加——这句话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具体到互联网电视领域,由于视频平台的某种局限,海外华人观看华语内容普遍存在内容稀少,更新过慢和播放卡顿等痛点。

而供给一端,无需赘言,资本的涌入让近些年来国内文娱市场持续火爆,譬如华语电影电视剧产量全球第一;预计2018年票房也将位列第一;那些已成IP的优质网生节目更是颇受好评——不过,国内繁盛的文娱盛宴却与上述海外用户的痛点形成鲜明对比,如果你承认未来十年华语文化(这种文化不止于影视)将放出更夺目的光芒,那么解决海外华语视频传播的痛点就迫在眉睫。

于是,为解决海外用户上述痛点,酷开采用的方式依旧是“大内容”战略的延伸——穷尽一切方式,找到最优质的内容合作方,产生化学作用,最终让用户受益。酷开此次选择了Lingcod TV来合作,当酷开遇上Lingcod TV,酷开海外用户即可享受到超60+30全球华语高清直播频道,包含稳定流畅的多路直播信源;7*24小时全频道回访;100000小时精选华语视频海量资源……等丰富内容。这也意味着,在此次开放合作的经营模式之下,海外华人用户的诸多痛点将被酷开一一化解。

系统的力量

那么问题来了:在国内一众互联网电视品牌之中,率先掀起“华人圈”计划的,为什么是酷开,其底气何来?

这不难理解,多少显得有些低调的是,从2007年起就开始为电视提供内容的酷开,已成为中国最大的OTT系统平台及内容运营服务商。去年,酷开更是联手各领域的顶级内容供应商提出“大内容”战略,为用户提供不止于影视,更包括教育,健康,旅游,商城,音乐,游戏等在内的差异化全方位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人们对互联网电视的认知。

借助类似森威传媒Lingcod TV这种华语视频平台,酷开将自身丰富的大内容资源推送到了海外华人面前,解决海外华人的诸多痛点,譬如与朋友聚在一起观看流畅清晰的春节晚会;华人朋友聚会一起唱卡拉OK;追国产大剧打发闲暇时光;给孩子提供系统化的国学教育;当然还包括海外华人所迷恋的各类棋牌游戏。酷开系统的直播, K歌,影视中心,教育中心,游戏中心等功能都可以一一满足。

而酷开系统吸引力的另一端关注者,当然来自海外运营商——你得承认,酷开系统规模化的优势对海外运营商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在此次发布会上,森威传媒COO李震宁就表示,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应用的飞速发展,以及互联网基础架构在开放,高速,灵活方向上的快速演进,对全球运营商的原有业务带来巨大挑战。

酷开系统无疑会为海外运营商赋予加持。最直观的理由是,酷开是中国拥有华人最多的智能终端运营平台,坐拥超过2000万华人用户(活跃用户总量突破890万),以年轻高收入的三口之家为主,且使用黏性和连续性位居行业前列,酷开用户每天开机近6小时,30%以上用户每天开机——这当然意味着,依附在酷开系统的增值内容具备很强的变现能力,从而支撑更多优质内容的输送。

另外,如上所述,拜“大内容战略”所赐,酷开就像一块海绵,不断汲取各领域内容,如今已拥有166家优质合作伙伴的华语内容。而酷开系统出众的Launcher运营能力也令其各类应用活跃度均高于行业均值,且各类应用已形成稳定的粉丝群体——这一切无疑构成了聚拢用户的强大向心力,有利于用户基础的持续提升。

最后,受益于开放可定制化的酷开系统,基于安卓平台深度定制的智能显示系统可同时服务诸多整机TV品牌和主板厂商,这意味着,酷开可以通过对品牌的挑选进一步提升酷开系统的用户价值,与终端品牌实现规模化的价值共赢。

所以,上述一切都是酷开在面对海外运营商时的傲人资本。酷开拥有其他互联网公司并不具备的优势和资源,可与合作方整合全球华人资源,将价值发挥最大——而更具意义的是,他们可以与合作伙伴一起,真正涂抹掉互联网电视内容上的“国境线”,将海外华人用户本应拥有的电视体验,重新归还给他们。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体,致力于用文字优雅的文章,为您提供谈资与见识;微信公号:李北辰)

2017-01-16

被誉为“直播元年”的2016年已悄然离场,就像一出裹挟了一系列兴奋与纠葛的大戏,从“千播大战”到舆论对于直播内容浅薄的质疑,从“直播+”带来的无限期许到正在进行中的行业洗牌,关于移动直播,2017年依然有太多故事可说。其中一个重要戏码是:无论是对用户还是媒体,对娱乐至死的单向追求已无法攫取更多注意,直播必须与更具价值感的事物产生连接,而这种价值感很多时候与更大的社会现象息息相关——譬如春运。

年复一年,这个星球上规模最大的人类周期性迁徙拉开大幕,大约四十天左右,这个国度的交通系统要将30.28亿人次运向他们要去的地方,对运力与安全的考验可想而知——那么在这种“极端”场景之中,直播可以做些什么?

1月11日,一条蚌埠铁警通过一直播宣传春运安保的新闻在央视播出,新闻中的场景颇具暖意:自元旦期间试播以来,平日不苟言笑的铁路警察们拿起手机,以一种在大多数人视野中前所未有的真实感,直播春运日常工作,譬如在一次直播中,铁警们现场演示了不能带上火车的危险物品,还着重介绍了一些公众并不熟知的规定,比如“坐火车打火机不能超过两支;火柴不能超过两盒;散装的白酒不能带上火车”等,还通过放大版的真假火车票模型向人们介绍了真假火车票的区别。总之一场直播下来,会让你多少想到“技术是中性”这件事——当政务部门遇上直播,巨大的实用性至少会击退不少人对直播的固有印象。

事实上,上述案例只是整个“直播春运”网络中的一个零星斑点。据悉,今年一直播联合了近千家交警和媒体(包括微博和地方台),在“现场”频道发起了“2017春运直播”活动。整个直播网络将与春运交通网络高度重叠,遍及高速路,机场,铁路,几乎覆盖了全国各个城市和地区的春运网络。在活动发起首日,就已有近百场次的直播。

嗯,任何在迁徙之路上的人都不会陌生,无论归乡还是返城,比之平常,春运旅程都充满诸多不确定性。而一直播此举将交警,媒体与普通网友三方的相连,用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开启了解决春运问题的信息入口,方便各地旅人及时了解相关地区拥堵状况,人员集中程度,机场铁路公路候车厅内各大设施位置等细节信息,告别“人在囧途”,让所有旅客平安回家。

在我个人看来,在这次“直播+春运”中,直播的媒体属性和工具属性的全面舒展——以及更具社会意义的,当它与政务部门相遇时产生的联想空间,都让它成为2017年人们重新审视移动直播的好例子。

媒体属性的重要性

先来看移动直播的媒体属性。

其实不难发现,直播的媒体属性已日趋明朗——毕竟,究其本质,直播是人类传播样态的一次变革,甚至有论者认为,当VR与AR门槛降低之前,移动直播是最后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内容传播形态。就像企鹅智库在《“分水岭”大时代——中国互联网趋势预测白皮书》中所言:“移动直播的核心在于内容生产。由文字、图片、语音到富媒体化的视频,直至今天加入了互动元素的直播,这是内容生产领域信息维度不断叠加的过程。”

没错,当今日互联网世界近一半流量被视频类消费,移动直播势必成为媒体演化的重要方向。更乐观的预测是,移动直播信息源的极大丰富化和即时性,或许是如今媒体(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转型之路上的助推器,甚至是未来媒体的某种标配。

而从这次直播春运调动的资源来看,脱胎于微博——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一直播“先天性”的媒体属性日趋明显,在“直播+媒体”这条细分跑道上已领跑很远。

事实上,自去年5月上线,一直播迅速成为头部玩家,这当然与微博用户的转化率密不可分。顺应媒介形式革命之路,从图文到视频直播,一直播让一众微博大V们的迁徙过程显得格外顺畅,势能的自然过渡得以让一直播通过“热启动”瞬间获取用户与品牌口碑。如今,一直播已入驻媒体,自媒体,行业KOL等超过了1万家,传统媒体纷纷开启直播模式——此次春运直播活动第一个参与媒体就是千龙网。

媒体试水直播,这也不难理解,在跨界已成常态的互联网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木桶理论”(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那块木板)逐渐失效,不同行业悉心打磨自己的最长板,然后想办法与其他领域的最长板嫁接,瞬间形成合力,才是新时代最高效的做法——媒体亦如此,当直播时代来临,最佳策略当然是与平台合作而非自行搭建。而一直播强劲的媒体属性,与微博的无缝对接,让其成为媒体直播栖息地的不二之选。另一方面,各领域(譬如这次直播春运,几乎没人会想到这种形式的直播内容)的媒体收编也让一直播的媒体内容版图不断扩张,媒体属性也得以巩固。就像真正的战略思维是将他人利益嵌入到以自我为中心的体系之中,当一直播这张价值网收拢,媒体内容的壁垒也自然建立。

直播+政务的想象空间

诞生伊始,一直播就承担起社会责任感,从“爱心一碗饭”到“画出生命线”,一直播开启“直播+公益”的先河,为社会散播正能量。而这次直播春运活动也可看出,在“直播+严肃内容”范畴,一直播是个不错的实时传播工具,甚至社会舆论窗口。

谈及“严肃内容”,夹杂在2016年移动直播的喧嚣土壤中,政务直播可谓是一抹亮色,巨大的真实性为“直播+政务”带来了充足的想象空间——你知道,当新事物破茧而出,政务部门可能不是反应最快的,但一旦选择敞开怀抱,会带来极大的社会价值。

某种程度上,此次春运就为“直播+政务”又开启了一道细微但社会意义十足的入口。从最浅表的角度,在春运的全部历史,贴告示和公示,大喇叭广播是仅有的宣传方式,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旧方式似乎与移动时代格格不入,很多时候低头族们都“被动忽视”了告示与广播信息,传统宣传网络很难覆盖到每个春运场景和每个信息需求者,通过移动直播方式显然是更有效的宣传效果。

更值一提的是,直播的引入让政务问题的解决由原来的“结果公开”过渡到如今的“过程公开”——换句话说,在一定程度上将执法过程和执法内容公开化。直播的实时性无疑会加强交警等公职人员的服务意识,而直播的强互动性也能让公职人员更快地得到反馈,及时了解最新诉求,更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有助于工作的及时展开,调整与推进,强化民众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在“直播+政务”这条通向“公开化”的路径上,春运活动并非一直播的首次尝试。譬如,2016年6月20日晚9点左右,潍坊市交警支队就通过一直播对交警部门查处酒驾的执法现场进行了现场直播,在潍坊市四平路和东风街交叉路口附近,直播了奎文交警大队一中队进行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整个直播过程,网友会清晰看到民警执法的全过程,也能听到民警与受检查车主们的对话。在过去,没有任何平台能做到这一点,即便是像“法治进行时”这样的栏目,也是需要通过录制剪辑才能播放,无法像直播这样具有如此高速的时效性。这种移动直播时代的政务公开迅速吊起公众胃口,半个多小时的直播吸引了1.8万位群众围观,点赞数量5.5万次——毕竟,这是全国首个用手机直播形式直播执法现场的政务机构。

此外,在回答“直播+政务”还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时,一直播足够令人欣喜。2016年7月14日晚23时,一直播作为联合国在中国的官方直播平台,全程直播了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前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的“公开面试”,直播视频播放次数高达1000多万——颇值一提的是,早先时候,联合国曾在国内直播平台之中经过严格筛选,才最终决定使用一直播,也证明了其巨大的影响力。

事实上,除此之外,各国大使馆,政府机构,地方电视台,以及权威公益机构等已逐渐将一直播当作工作日常——早在人民日报和微博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人民日报·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中就显示:截止去年6月,经过新浪认证的政务微博达到159320个,移动视频直播正成为政务公开和与民互动的新常态,由于拥有天然的粉丝优势,与微博数据互通的一直播已是“移动直播+政务”的主阵地。

嗯,任何领域,推进事物向更好方向的演化一直有两股并行不悖的力量:技术,以及公众“观念水位”的提升——通过直播技术,让“政务公开”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也算是不错的事情。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体,致力于用文字优雅的文章,为您提供谈资与见识;微信公号:李北辰)

2017-01-12

如今看来,北欧诸国很好地承担了“社会制度试验田”的伟大角色。

夹杂于CES繁芜的科技资讯中,来自芬兰的一条新闻易被忽视:芬兰政府从领取失业救济金或补贴的人里随机抽出2000人,从今年1月1日开始的两年里,每月会给他们每人发560欧元(约4077元),这笔钱无需交税,也不会影响其余任何福利,他们完全可以待在家中靠这560 欧元节衣缩食——芬兰政府表示,若实验效果不错,会虑将受众扩大到全芬兰的成年人。

这也让芬兰成为整个欧洲第一个尝试无条件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制度的国家(瑞士政府之前提出议案,但在公投中遭到否决),即按月领取一份保持“起码生活水准”的补贴,且不以任何形式的工作或其他社会贡献为条件。

懒汉们的天堂与福音?你当然可以这么说,毕竟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教诲言犹在耳:“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富裕,可以承受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但这更像工业时代人力宝贵的佐证——剖视价值光环的现实一端,自由主义成为欧美发达国家主要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是,率先进入工业化国家的人力资源更值得珍视。

但如今,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的论调已了无新意,令保守派窘迫的是,倘若未来一定会大面积失业,那么“福利社会”就无可避免。在罗斯福发表上述言论短短数十年后,另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乔·伊托和《连线》总编辑斯科特·达蒂齐采访时表示:“统一发放收入是否正确,这是否会获得民众的广泛接受,将成为今后一二十年的辩论话题。”

相比于时光给予社会的缓存期,技术的发展好像太快了。作为这一轮科技浪潮的舵手之一,伊隆·马斯克就对福利社会的降临有着冷峻的认知,在他看来,“得益于自动化技术发展,我们最终很可能会获得统一的基本收入,或者类似的收入模式。我不确定人们还会做其他什么事情,但我认为这终究会成为现实。”

经济学家则按照纳税额占GDP的比例,计算出了政府发放基本补贴的具体数额:据《经济学人》一篇文章分析,美国政府每月为每人支付的基本收入应该为525美元;而中国按照2015年的数字计算,大约应该为108美元。

负责芬兰社会福利的官员表示,普遍基本收入是为了消除失业者的“不利因素”,减轻他们对“失去某些东西”的恐惧感——但这更多是给予一小部分落魄分子的抚慰。在不少严肃学者眼中:在未来也许只有“富人”才有资格工作(“越有钱的人越忙,越忙就越有钱”的收益递增苗头早已显露),对大多数人来说,世界本身就是一间没有高墙的监狱,依靠政府每月的固定圈养过活;工作赋予人类的附加价值——荣誉感,责任担当,勤奋,协作能力,将不复存在;他们将沉浸在虚拟现实的快慰中,如实验白鼠一样在电极的刺激中衰老并死去。

那么,未来的“福利制度”会有如此不堪么?

福利社会的先兆

先来看现实。

用美国来举例,从数据上,宏观经济的繁荣并未改善大多数家庭的生活,1980年至今,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甚至略有下降。这意味着,过去几十年,技术进步与全球化的恩赐对象只有富人。

万维刚曾在专栏中转述了某位美国学者的观察,大概是,科技致使整体工作数量不断减少,这个无需赘言,关键是后两点:第一,美国现在失业率6%左右,但问题是许多不是什么“好工作”,四分之一“有工作的”成年人的收入甚至低于贫困线;第二,更触目惊心的是,美国已然是个福利国家,1959年以来,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收入类型是政府转移支付,所有家庭收入总和之中有20%是政府转移支付,如果没有这笔转移支付,一半有工作的美国人会陷入贫困。

而当不少人还在为技术抢走“坏工作”低声哀怨时,它却近一步展示着自己的雄心勃勃,大肆吞噬一些中产阶级的工作。譬如最近,一家日本保险公司从2017年起用沃森程序管理器“Watson Explorer”替换34名人身保险索赔工人;如《哈佛商业评论》所言,沃森这样的人工智能有望改善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譬如保险和金融,因为许多工作可以“由可以编入标准步骤的工作和基于完全格式化数据的决策组成。”

在一些社会学家眼中,人工智能对社会的最大挤压,是作为“脊梁”的中产阶级被挖空,他们渴望社会稳定,掌握大量专业知识,从事归属大脑“慢系统”的工作——而这最为人工智能所擅长,正如霍金在《卫报》一个专栏中写道:“工厂自动化已经让众多传统制造业工人失业,人工智能的兴起很有可能会让失业潮波及到中产阶级,最后只给人类留下护理,创造和监督工作。”

而在未来,谁又能笃定地说,机器会不擅长护理,创造和监督工作呢?

被圈养的人生

事实上,工业革命之后,知识精英曾有几次错怪了机器与工作的关系(比如工业人口对农业人口的大面积替代),于是乐观地凝练了如下“共识”:陈旧的低技能工作被取代后,崭新的高技能工作便破茧而出,这便是人类进步的脚注。

令人遗憾的是,虽提振士气,但它不是牛顿定律,也不是自然选择,《未来简史》作者赫拉利就认为,拜机器所赐,人类社会将诞生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对经济和军事都毫无用处的阶级——简称,无用阶级。也正因如此,历史反复上演的“率先惠及到一部分人的技术,一定会惠及到所有人”的故事或许将不再重现,赫拉利举了一个令人不适的例子:“医疗之所以被普及,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嗯,社会不平等早已是横亘在科技,经济以及人文领域之间的死角。几乎可以肯定,人类社会阶层撕裂的趋势不可逆转,这种焦虑正是右翼势力崛起和民粹主义显灵的最大原因之一。

不可逆的社会撕裂终会被多数人意识到,那该如何维持社会稳定?

未来已来——圈养。芬兰政府普遍基本收入制度也许将会复制到全球,美国也将如此,在混沌巡洋舰一篇文章的逻辑中:“民主党的方法是强迫资方为大多数人没有价值的行为去付工资,用税收为不工作的人提高消费能力,凭空创造出一些奇怪的服务业需求,然后用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来把生产能力盈余输出出去。由于这样的行为是不鼓励生产进步的,于是民主党又用公共科教开支来促进技术的发展,用宽松货币政策来逼着资本投入再生产。总体来说是全力促进科技和资本把中产阶级分化掉,一部分向上,大部分向下,然后把底层人民用福利圈养起来,期待他们温暖的凋零。”

当然,之所以温暖,正在凋零的人们或许要感谢技术。就像《黑客帝国》描述的那样:两颗药丸摆在面前,红色,在现实世界苟活;蓝色,在虚拟世界快活。未来,无用的人们——地球上的大多数人,或许将通过药丸和虚拟现实技术,得到宽慰,得到快慰。雷·库兹韦尔就曾预测:未来纳米机器人有可能与大脑神经元自由交互,彻底构建出一个完美的虚拟现实体验,让个人拥有上帝一般的存在感。

那么,你准备好了吗?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体,致力于用文字优雅的文章,为您提供谈资与见识;微信公号:李北辰)